殷墟新发现，“大邑商”面貌愈发清晰-米乐app官方

河南安阳殷墟遗址新发现的大型道路局部（2022年11月3日摄）。麻翛然摄

甲骨文显示，3300多年前，殷人称自己的国都为“大邑商”。 1928年，考古人以甲骨为线索在河南省安阳市小屯村挥出第一锹，中国考古人持续科学发掘殷墟、揭开“大邑商”神秘面纱的大幕自此拉开。

之后，殷墟考古发掘几未中断，时至今日仍不断有新发现。今年冬，经过4个多月的考古发掘，考古人员在殷墟洹河北岸新发现一条大型东西向道路遗迹。现在，学界公认洹北商城的考古发掘是近20年殷墟考古最主要的工作之一，令我们得以更充分认识商人繁盛王都“大邑商”的规模。

“殷墟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起点和基石。深入了解殷墟，才能准确把握中国早期文明的核心要素和内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副站长何毓灵说，“殷墟考古将近100年了，是中国所有古遗址中发掘时间最长、研究成果最为丰硕的遗址，被誉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摇篮。我们持续推进殷墟考古，一点一点发掘、一层一层揭示，就是要让3300多年前的国家、城市、人鲜活起来。”

殷墟宫殿宗庙区内近些年进行了新的勘探与发掘，发现面积达6万平方米、最深达16米的大型池苑遗址，其北部还有成片的大型夯土基址，这为殷墟宫殿的布局与演变提供了最新的资料，殷墟宫殿宗庙区布局更为清晰。

“‘后冈三叠层’的发现，解决了仰韶文化早于龙山文化、龙山文化又早于小屯文化的年代序列，成为中国史前与中国历史相关性的一把钥匙。”何毓灵说。

2021年在王陵区外围进行了大面积的调查勘探与发掘，在王陵及周边区域新发现东、西两条围沟及460余座祭祀坑。沟宽超过10米，将王陵与大量祭祀坑围于沟内，刷新了对商王陵园格局的固有认识，极大地推动了对商代陵园制度的研究。

道路上车辙印清晰可见。麻翛然摄

殷墟内部的道路系统不断被揭示出来，殷墟宫殿宗庙区南约1公里处发现2条直通宫殿区的南北向道路，洹河北岸发掘出宽达14米的大型道路，道路之上有清晰的车辙痕迹，道路两侧密集分布着居址、墓葬、手工业作坊等，道路揭示的框架体系为进一步探索殷墟城市布局、族邑分布提供了重要线索。

甲骨文还在不断发现中。1973年小屯南地甲骨坑，位于小屯村南部，经过整理缀合，实得刻辞甲骨5335片，对甲骨文的断代与殷墟文化的分期研究具有重要价值。1991年花园庄东地h3甲骨窖穴，位于宫殿宗庙遗址区东南部，共出土甲骨1583片，其中有刻辞的689片，占卜主体不是“王”而是“子”，对商代家族形态以及甲骨学中“非王卜辞”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殷墟已发现铸铜作坊7处、制骨作坊4处、制玉作坊1处、制陶作坊1处等。根据这些作坊遗址的分布，可以划分出南部、西部、东部和北部4个“手工业园区”。这些手工业作坊遗址的发现，证明甲骨文中“百工”的记载所言非虚，让人们看到了商代手工业发展的辉煌。

“2015年在刘家庄北地发现一座埋藏近300块、总重量达3.4吨铅锭的贮藏坑。证明之前认为殷墟四期青铜器原料匮乏的说法是错误的，商代不是因为国力衰弱而亡国。这个摆放整齐的铅锭坑被弃置不用，可能与周武王突然伐商重大历史事件有关。”何毓灵说。

殷墟考古发现的商代墓葬总数已有1万多座。武官大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重启殷墟发掘的标志，妇好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殷墟考古发现中影响最大、成果最多的考古发现，也是目前已发掘的唯一保存完整、能够与甲骨文联系断定墓主身份与墓葬年代的商代王室墓葬，在中国考古史与殷商史领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还有“址”族首领或“址”族的上层人物墓葬郭家庄m160，“长”族的花园庄东m54等墓葬，显示不同聚落的生产生活。

洹北商城遗址位于安阳北郊洹水北岸，于1999年发现，四周已有城墙基槽，内部有宫殿区、手工业作坊区、贵族居住区、墓葬等。洹北商城遗址的时代早于传统意义上的殷墟，填补了商代早期郑州商城与商代晚期殷墟之间的空白，是“河亶甲居相”还是“盘庚首迁于殷”之地，谜底值得期待。洹北商城遗址的发现改变了传统“殷墟”的概念，是近20年来商代考古、历史研究的重大突破。

何毓灵介绍，近年，在殷墟宫殿宗庙遗址之外也发现了一些重要的商代晚期族邑聚落和手工业作坊遗址，其文化内涵大多与殷墟宫殿宗庙遗址相同，作为殷都之外的重要族邑聚落，拱卫在殷都的周围，殷人自称殷都为“大邑商”，名副其实。

邵家棚遗址墓葬出土的铜礼器组合（资料照片）。

2016年发现的辛店遗址，位于殷墟宫殿宗庙区以北约10公里处，总面积约100万平方米，发掘总面积约6000平方米，是一处由“戈”族控制下的以铸铜为主体的“居、葬、生产合一”的超大型青铜铸造基地和大型聚落。2021年4月发现的陶家营遗址，西南距殷墟宫殿宗庙区7.2公里，总面积约18.5万平方米。陶家营是洹北商城遗址北部同一时期的重要的伴（卫）城，是目前所知为数极少的商代中期环壕聚落遗址。还有位于殷墟宫殿区南部约2.5公里处的邵家棚遗址，显示可能为晚商时期史官“册”族居住地。

这些不同时期的殷墟外围聚落的发现，对于研究殷墟时期都城的范围、布局，青铜铸造技术的发展、传播、交流等，对商代早、中、晚期的文化序列的丰富和完善都是突破性进展。

“‘大邑商’地域之广，生产力水平之强，文明、自信程度之高，令人惊叹。百姓生活之安定、物品流通之丰富、文化交融之密切也让人叹为观止。”何毓灵说，“3300多年前的‘大邑商’正揭开层层面纱，向我们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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